大哥在我們弟兄六人中是最聰明的人，但大哥又是經(jīng)歷磨難最多的人。大哥出生在1958年8月。出生后不久很快國家便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那時便跟著大人一起挨餓，所以在很小就懂得糧食的珍貴。
　　 母親總愛談及一個情景：每當糧站的運糧車一到來，便會很快圍上一群七大八小的小孩機警地守在旁邊，每當糧食卸完的第一時間，那群小孩便如一群饑餓的覓食小雞仔一樣赴向那零星撤落在地上的糧食。每一個小孩都瘋狂地用雙手將地上的糧食往自己的面前刨。刨到前面的泥土、石子、草芥、炭粒中只有很少的幾粒玉米，但是每個孩子都將這幾粒玉米視為珍貝。這群小孩中往往就有我大哥的身影，當時他只有三、四歲。每一次他將撿來的玉米緊緊地握在手心，當小心翼翼送到母親的前面時，母子二人便會有說不出的喜悅。
　　 大哥九歲時，便開始參與家里的重體力勞動。當時從五里路的半山腰大隊煤廠背一百斤煤到我家門口的酒廠可以得8分錢的工錢。大哥年齡小，每一次只能背五十來斤，一次可以得4分錢工錢。最初時跟母親一路，由母親帶著背煤，后來“業(yè)務”熟悉后獨立就與小伙伴們一起去背煤了。每次出門時都是吹著口哨，與周圍的伙伴們呼朋引伴，一路前去。每天早晨必須在天不亮就出門，背回來一趟煤后，再吃早飯，再去讀書。我可以想像得到大哥每一次背煤到家時的情形：一個比自己個子還大還高的背簍壓著身材矮小的壓著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雖然每前進一步都是那樣的艱難，但是還是一臉執(zhí)著地跟著背煤的隊伍走。他將煤炭交卸后，一身輕松地回到家里，紅撲撲的臉上汗水與煤灰合在一起，每一次揩汗水都留下清晰的印跡。一件汗衫，因為很久沒洗過，上面也一層又一層地呈現(xiàn)出汗?jié)n的圖案。他高聲地叫一聲“媽，我回來了”，接著便麻利地將背簍放后，急急地洗臉換衣服，然后端起飯碗大口大口地吃起來，每一口飯都仿佛和著風一起吞下去的。幾口把飯扒完，接著背著書包就開跑。他必須要和時間賽跑，否則到學校就要遲到了。那時每天一趟是大哥不變的家庭“作業(yè)”。當時的大哥，應當算同童工吧，但當時很多孩子都是這樣的命運。背了幾年的煤，重量由原來的五十來斤到后來的七八十斤，這工錢大哥是不能私處占用的，必須由母親作為一家人的開支統(tǒng)籌。大哥的個子不高，在我們六兄弟中是最矮的，只有一米六。我母親談到大哥的身高，總是無比痛心地說：是那些年每天背煤炭壓矮的。試想，現(xiàn)在九歲的小孩子，每天還在母親的懷里撒嬌。而大哥在九歲里每天早晨卻要披星戴月為家庭分擔壓力。母親每次談到大哥吃的苦，往往說：出林筍子先遭難，老大就是這樣！
　　 大哥在我們鄉(xiāng)讀了五年小學，大約在十二歲時，便到相鄰的聯(lián)合鄉(xiāng)革新村讀初中。革新村舊時的地名叫圪蔸壩，是一個苗族聚居的山村。那里在舊社會時有一所教會學校，解放后在此學校的基礎(chǔ)上開設了初中班，取名“圪蔸壩民族學?！薄W校初中班招收聯(lián)合、和平、團結(jié)三個公社的學生。學校后面有幾根很高很直很大的楨楠樹，所以學校所在地又因為古木被稱為“大樹子”。那所初中學校，離我們家大約有二十里路，其中大約一半的路程是山路。由于離家太遠，只能住校，每個星期只有星期天一個休息日。每一次周末回家，母子都很高興，每一次周日分離母子都很不舍，哪個母親忍心讓自己十一、二歲的小孩遠離家庭到二十多里遠的地方生活呢？但是大哥因為從小獨立貫了，他沒有覺得這是一件痛苦的事，總是星期天下午高高興興地離家，星期六的下午高高興興地返家。那時每一周的生活費只有兩元錢。返校時，母親會為大哥準備咸菜帶到學校吃飯時伴飯。大哥的初中當時的學制只有二年。這二年大哥過得很愉快，除了有時候肚子吃不飽，但與同齡人在一起，永遠沒有不開心的理由，更何況大哥是一個活潑幽默的人。
　　 初中畢業(yè)時，大哥還不到十五歲，已經(jīng)算是一個半大人了，父親雖然是公社的干部，但是對教育的認識并沒有多大的遠見。他認為此時的大兒子就應該成為真正的勞動力，為家里切實承擔責任了。那一年的秋天，又到了開學的季節(jié)，大哥同學中的田永福、唐玉福、唐洪香、郭術(shù)銀等都去區(qū)中學讀高中去了。那時的讀高中不需要入學考試成績，只要有人民公社出具推薦信就可以入學。父親能為其他的孩子出具推薦信，卻單單對自己的兒子不考慮，為此我母親很是無奈并極為抱怨。在我們一家人的心中，父親好像凡事都公事公辦，從來沒有過私心。而此時的大哥內(nèi)心也是極其失落的，有一天，有一個鄉(xiāng)干部遇到母親帶著大哥勞作，便問道為何不讓孩子去讀書。母親道出了不能送兒子去高中的無奈。那鄉(xiāng)干部說：這怎么行？這么大點的娃娃就放在家里做農(nóng)活不行，必須送去讀書，我去跟老彭說說。第二天，大哥得到公社的推薦信，帶上母親給的五元錢報名費，便去區(qū)中學念高中去了。
　　 區(qū)中學在政府區(qū)所在地落木柔，離我們家就更遠了，有五十多里路程。那時的公路是毛石路，路況很差，路上十天半月也看不到一輛車的影子，大哥每一次回家，全靠步行?；匾惶思乙咚膫€多小時。家里每個星期給的生活費就只有五元錢。只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開支。那里我還很小，也就兩、三歲，每個周末，母親就愛問我：“哥哥今天回不回來？”如果我說會回來，母親就會十分高興，時時去家門前去往大哥回來的方向看，如果我說不會回來，母親就會有些失落，但還是會不時往大哥回來的方向看。如果大哥回來了，我們一家人便圍著大哥問寒問暖，說過不停。母親會催促大哥吃飯，怕他餓著了。
　　 高中時與大哥同班的還有他初中的同學唐洪香，兩人都極調(diào)皮，也極有點子，有時會想辦法掙外快。他們有時周日返校時，會在聯(lián)合鄉(xiāng)將楠竹砍來放在河里順水漂，在二十多里外的兩江口再把楠竹撈起來賣錢，以補貼學校的開支。有時從聯(lián)合鄉(xiāng)兩人合力扛一根生木料到區(qū)所在地，能得到幾毛錢的工錢。但這樣的活機會并不多，只要有機會他們從來不放過。因為有這樣同甘共苦的經(jīng)歷，所以在這兩年高中的時間里，唐洪香成為大哥真正的患難朋友。
　　 大哥兩年高中真正學到的文化并不多，那時的高中，整天學習批林批孔，上勞動課，支農(nóng)，背語錄。語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這些課安排的課時很少，外語沒有開設。再加上初中時的基礎(chǔ)就不好，這些課很多學生也聽不懂。兩年的高中，增加的是年齡和閱歷，同時還有涌動的青春。二年的高中生活，大哥已成為真正的帥小伙了。他能說會道，思維敏捷，還會吹奏口琴，成為班上的活躍分子，被班上的一個女同學愛上了。
　　 大哥的愛情注定了是悲劇。曾經(jīng)一度時期大哥在情感上生不如死。
　　 大哥在九歲時，母親就給他訂了娃娃親，對象是我大姨家的二表姐。如果在今天，從遺傳的角度來看這門親事，是不被認可的。但是在那時，親上加親是很多山里人的共識。父親作為國家干部，按理應該反對這樁婚事，于法于理都應該反對，但是父親從來不過問家里的事。家里的事都由母親作主，而且對于母親的決定，一般也不會反對。父親只有小學文化，母親沒有讀過書，長期生活在大深山處，出現(xiàn)這樣的事也就不覺為奇了。大姨中年守寡，一個人帶著七個孩子，生活壓力相當大，所以對這樁親事也是萬分的贊成，大哥的親事如同小孩過家家一樣就這樣定了。
　　 母親之所以喜歡我二表姐，是一直覺得這外甥女純樸、有禮節(jié)、愛勞動、話不多。二表姐比大哥大四歲，沒有讀過一天書，一個字都不識，但這并不影響母親對她的好感。最初時，大哥作為一個九歲的娃娃，對這門親事，也是滿心的歡喜，心里充滿新奇，所以每逢節(jié)日去送禮時，總是滿心歡喜就去了，去二表姐家要走大約二十里山路，大哥一點都不覺得遠，也不覺得累。但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書讀得越來越多，與目不識丁的二表姐那種認知上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好像路遙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與巧珍一樣，在話題上不可能是一個頻道。特別是在高中里，大哥又遇到了喜歡他的女孩，于是那種對舊式親事的反叛就更強烈了。
　　 那女孩來自于區(qū)所在地的農(nóng)村，熱情活潑，對大哥是一往情深。為了表達對大哥的愛，還在課余，一針一線為大哥做過幾雙鞋墊。這是當時農(nóng)村女孩表達情感最真摯的方式。大哥說，當時他們的最高越界行為就是牽過手。高中畢業(yè)后，他們分開時也海誓山盟，不負彼此。但是他們熾熱的愛情在距離的分隔下，在我父親專制的鎮(zhèn)壓下，只能是人生中一瞬間的曇花。
　　 從學校分別后，大哥與那女孩都回到了自己所在農(nóng)村的家，尤其是我們家，離區(qū)所在地有五十里路程。那時我們地方的很多人都以能到區(qū)上去一次為榮，認為是去開拓眼界，是去大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我家所在的鄉(xiāng)村因為偏遠，高寒，被稱為“老高山”。從家庭環(huán)境來說，就大哥的愛情存在一定的門不當戶不對。但距離阻止不了那女孩對大哥的思念，她將思念變成熾熱的文字，用信封寄到了我們大山深處。可是那女孩熾情的思念沒得到大哥只言片語的回復。我想她心里一定對海誓山盟有了新的認識。大哥不是不思念遠方的她，但是他也對海誓山盟產(chǎn)生了懷疑了，因為他從來沒收到女孩只言片語，原因是女孩的情書被我們擔任鄉(xiāng)干部的父親截胡了。父親不僅不為自己扣留兒子信件感到自責，而且還公然違法私拆兒子信件，不僅不理解兒子真摯珍貴的愛情，而且視兒子的愛情是大逆不道。
　　 在我頭腦子里永遠有這樣一幅情景：夏日的早晨，陽光寧靜地穿過樹木的枝葉，溫柔地落在我家門前。此時，黃鸝鳥在樹上自由的唱歌，蜻蜓在玉米葉和四季豆架上時飛時停。一切都顯得那般的美好，但與此相反的是，此時我父親一臉肅殺之氣。我大哥和我二哥筆直跪在父親的面前。父親平時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因為當過多年的兵，退伍后又一直作農(nóng)村基層干部，所以做事果敢，雷厲風行，說一不二。此時他手中那粗粗的竹塊在不停地飛舞，然后清脆地落在大哥和二哥的身上。也許是《紅巖》等革命小說看得多，大哥大有革命者寧死不屈的凜然，無論父親怎么打，他都面不改色。二哥不一樣，此時身子還很單薄，竹塊幾下之后，二哥的淚水就禁不住往下流。父親用他那軍閥般的專制，成功將兒子的愛情扼殺在搖籃中了。大哥于是只得忍辱負重，屈從了父母安排的婚事，這樣二表姐來到了我們家，成為了我們大嫂。
　　 按理，這事與我二哥無半點關(guān)系，但是殺一儆百是父親的目的，老大不能開好壞的頭，老二亦當明白父母之命不可違。
　　 大哥大嫂結(jié)婚后的前幾年，大哥對大嫂總是愛理不理，以此來表示對婚姻的不滿。有時在夜深人靜時，他愛吹奏他那把重音口琴，他最愛吹奏的樂曲是《敖包相會》《在那遙遠的地方》，旋律如泣如訴，大哥將自己的無助與絕望，孤獨與心痛向山村寂靜的長夜和起伏的群山訴說。可是四周除了蟲鳴，就是寂靜——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后來，隨著我兩個侄子相繼到來，大哥便只好關(guān)閉了他那顆躁動的靈魂，順從了命運的安排，開始了為家庭，為生活的不息追求。
　　 大哥在我們家算是事業(yè)開拓者、實干者、改革者。
　　 大哥高中畢業(yè)后，在家沒呆多久，便成為公社不脫產(chǎn)的農(nóng)技員。農(nóng)技員是當時公社的八大員之一。這工作就是在公社上班，在生產(chǎn)隊算工分，就相當于公社的臨時工。這個工作看起來光鮮，實際上也看不到前途。在公社干了大約兩年，國家進入到改革開放時期，土地下戶，每家人都投入到風風火火的生產(chǎn)當中。此時政治體制也在進行改革，公社改為鄉(xiāng)人民政府，八大員這批人不再設置。于是大哥這樣就回到農(nóng)村，真正地擔負起農(nóng)民的角色和農(nóng)民的工作。
　　 我不明白，按理說，當時的父親如果為大哥謀一個民辦教師的事做應該不難，憑大哥的學歷與口才，也能勝任。但是大哥此時卻回到農(nóng)村，開始了農(nóng)民的生活。而他高中時的死黨唐洪香高中畢業(yè)后就當民辦教師，后來轉(zhuǎn)正，還擔任了幾年鄉(xiāng)中心學校的校長。
　　 大哥回到農(nóng)村后，除了種莊稼，便一門心思發(fā)展經(jīng)濟，常人沒吃過的苦他吃，常人沒走過的路他走，常人沒做過的事他做。他先后做過：生產(chǎn)隊面廠工人、打米廠業(yè)主、煙農(nóng)、個體煙販、手扶式拖拉機手、農(nóng)用拖拉機手、個體工商戶。一路拼搏，一路耕耘，成功的讓兩個兒子成為大學生，一度成為我們地方的風云人物，有時連鄉(xiāng)政府的干部與他說話時都極為客氣，鄰里糾紛或者鄰居家庭矛盾都要找他評理調(diào)停。有時村干部處理不了的問題找到他往往幾句就解決了，鄰居們有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往往最先找到的就是我大哥。
　　 大哥在創(chuàng)業(yè)上一路走來很是艱難。他從生產(chǎn)隊面廠出來后，就利用我們家優(yōu)勢辦起了打米廠。當時的鋪底資金只需三四百元錢就行。整個廠房的面積不足四十個平方。廠房是在地上拄上四根柱子，再在上立上房梁，綁上竹子，鋪上稻草，廠房就建成了。嚴格來講，廠房就是一個有頂無墻的草棚。設備都是二手的，只有一臺柴油機、一臺打米機、一臺磨面機（鋼磨）。由于是從別人手里買的二手設備，所以在我的記憶中，這些設備總是出問題，用在維護維修上的錢不少。而在維護維修上，大哥也是在請別人維修的過程中自己在不斷地學習。到打米廠后期，大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上修理技師了，有同行業(yè)的人有時也到家里來請他去排除問題。打米廠大約經(jīng)營了四年最終還是關(guān)張了，關(guān)張的原因是設備維護成本太高，加工的客戶主要來自周圍的鄰里，加工費收得不高，更麻煩的是有時買不到柴油。記得有一次，我與一親戚徒步到二十多里路遠的云南茶坊，就是為了幫家里買三、四十斤柴油。后來鄰近村民組有人辦起了打米廠，競爭加大，大哥的第一份艱苦的創(chuàng)業(yè)就在無聲是中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