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出英豪，時亂顯圣人。
　　 孟子在這樣的一個紛亂的年代登場了，說實話，他的出場并不是很漂亮，如同那位儒家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一樣，四處奔波后書著傳世，先行者被后世尊之以“圣”，追隨者后世則以“亞圣”稱。
　　 梁惠王一心圖強，幾次談話后，終向孟子言出心中疑惑，“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而已”，很自信又很自負的一句話，后面所言的移民、移粟政策便是盡心明證，奈何施政勤、用心苦、效果無？民不加多。暫不管孟子何語，我們還是先從當時的歷史的環(huán)境談起，既然那一時期被稱為戰(zhàn)國，那就有被稱戰(zhàn)國的道理，戰(zhàn)在那一時期是必不可少的主題，甚至可以說已是常態(tài)，諸侯與諸侯之間班攻伐不斷，國難安寧，民不得息。而冷兵器時代人是戰(zhàn)爭的主要資源，于是“民”成為諸侯強的重要資源，“民加多”最終目的只為爭強，至底要求是自保，而在梁惠王這無一目的實現(xiàn)，是“民”認清了梁惠王政策的本質(zhì)，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局面已使“民”感到希望全無，與是都遵行著安土重遷的原則不愿多動。諸侯間的征戰(zhàn)，諸侯樂此不疲（也有部分小國不得已而為之），“民”已疲憊不堪。
　　 面對梁惠王的疑惑，孟子以戰(zhàn)喻，以農(nóng)事說理，以梁惠王治下現(xiàn)象為結(jié)論，可知當時社會一二。“王好戰(zhàn)，請以戰(zhàn)喻”，魏國曾經(jīng)風光過，曾經(jīng)在“國際”舞臺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今的梁惠王欲延續(xù)往日輝煌，發(fā)動過幾次戰(zhàn)爭，結(jié)果損失巨大，決心向“高人”請教?，F(xiàn)在他面前的“高人”就是孟子，孟子以梁惠王所熟悉之事喻理，于是有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傳世名言，也讓梁惠王明白自己施政與鄰國之君并不本質(zhì)上的不同，終在“戰(zhàn)”。因為“戰(zhàn)”在當時是一不變的主題，“戰(zhàn)”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戰(zhàn)”往往又與亂緊密相聯(lián)故“戰(zhàn)”“亂”兩字常常如影隨形，要戰(zhàn)必要“民多”。孟子提出的解決之策其實很簡單，“不違農(nóng)時”、“斧斤以時入山林”、“婁罟不入洿池”等等，這些原本很簡單的事讓孟子鄭重其事的提出，可推想而知這些簡單的事在當時已經(jīng)很難實現(xiàn)了，當時的生產(chǎn)遭到了極大破壞，而且孟子還是對一個國君提出這樣的見解，而這個國君又不是能夠問出百姓在荒年為何不食肉粥的白癡帝王，而是一個在弱肉強食的年代欲有所作為的君王。
　　 孟子想讓梁惠王接受自己的觀點，以“民生”促“國計”，并給梁惠王描繪出了一幅“亂世稱王圖”，可惜多數(shù)君王首先關(guān)注的是“國計”，其次才有功夫理“民生”。那么，當時的“國計”是什么呢？“圖強”、“擴疆”、“爭民、“稱霸”，畢竟那是一個距春秋不遠的年代，齊桓、晉文之事還深深的吸引著每一位有雄心的諸侯王，并以此為目標，而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途徑其實也很簡單，還是前文所提到的“民”多，因此梁惠王很關(guān)心民之多寡，民多則可能在諸侯爭戰(zhàn)中處于上風，實現(xiàn)自己心中的目標，反之則不能。也正因為如此，孟子那一大段對未來的暢想才深深的吸引著了梁惠王，那個聽上去的確很美的局面，讓梁惠王心動了，梁惠王甚至都在想象著百姓來歸、天下來朝來場面。
　　 孟子給了梁惠王一劑亂世治國的藥方，即從自身找原因，從本國做起，推行“以民為本”的治國方針，以“養(yǎng)民”為基本國策；以“富民”為后續(xù)針；以“教民、保民”為最終目標，從而踏上一條“仁者無敵”的王者之路。
　　 梁惠王心動了，但還未行動時已身亡，這次身亡對梁惠王個人而言是憾事，而對孟子、對魏國算是幸事，甚至對梁惠王也是。孟子沒有親眼看到或是讓其它諸侯王看到自己這一套理論在亂世的不適，才會繼續(xù)不遺余力地鼓吹自己的治世策略，才會以那種“舍我其誰”的態(tài)度奔走于戰(zhàn)國的政治舞臺上；魏國沒有去實踐這種理論也是幸運的，所以魏國才在那個亂世生存的更久了一些，休養(yǎng)生息、發(fā)展經(jīng)濟那是戰(zhàn)后之事，在四境不穩(wěn)、攻伐未止的情況下，誰會給你如此機會，如果真的那么做了，魏國早已成了任人宰割的糕羊；梁惠王沒有這樣做也是幸運的，他那一心圖強的夢想在美好未來展現(xiàn)面前時，現(xiàn)實給他獨力一擊，也許會讓他明白“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對他那顆求賢若渴的心是一重大傷害，對他那“力匡國勢”的志向則是一致命摧毀。幸運的是，這些事都沒有發(fā)生。
　　 亂世談仁政，只能與那位將軍之子同樣——紙上談兵，千萬不可付諸行動。為何有此認識，筆者想從一則故事談起，故事暫且命名為《一枚雞蛋致富的故事》：言某地有一婦人，某日擁有一格雞蛋后，遐想無限，蛋生雞、雞生蛋、蛋又生雞……如此反復不息，終可富甲一方，暢想到此時，婦人得意萬分，得意而忘形，忘形而蛋打，蛋打則一切化為烏有，重新面對眼前的貧窮。孟子給梁惠王描繪未來藍圖時，與那婦人的暢想太相似了，聽上去美好無限，要想實現(xiàn)時終充滿失望，但還有一點是不同的，那婦人在暢想時，手中的的確確是擁有那么一枚足以讓她暢想的“雞蛋”存在。而孟子則除了暢想什么也沒有，即使有，有的也中是一枚“壞蛋”，即孟子所說的那一切愿望實現(xiàn)的經(jīng)濟基礎、社會環(huán)境、“國際”因素等都不足以支撐他這一夢想的實現(xiàn)，然則孟子還是期望在亂世之中可以開出一朵“仁政之花”，他充滿希望的固執(zhí)地做著一件毫無希望的事。
　　 這一點上孟子和孔子很像，一旦認準目標就要堅定不移地實施下去，即使四處碰壁也絕不回頭。孔子在一個禮樂崩壞的年代全心全力維護周禮的尊嚴，孟子在在一經(jīng)濟基礎尚不成熟的時期推行心中的“仁政”主張，他們的努力在當時是那么執(zhí)著而認真，而在后人眼里則看到了一種南轅北轍式的悲哀，更讓人感到痛惜的是他們都努力的那么認真，認真的那么執(zhí)著，執(zhí)著的那么無助，或許孔子的一句話可以解釋他們的行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因為他們心懷天下，心憂蒼生，所以才被后世稱圣。也許，孔子、孟子至死都不明白為什么自己設計的如此完美的道路就沒有行的通呢？為什么那些諸侯王就不愿走這條“康莊大道”呢？為什么呢？他們更想不到，百年之后，他們又被一幫后人重新抬了出來，濃妝艷抹之后站在一至高無上的地位，雖談不上面目全非，也與往大相徑庭。也許，他們自己也明白，那些理論在當時已難實現(xiàn)，但他們不想放棄希望、放棄嘗試、放棄努力，任時間的洪流把自己淹沒，才以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tài)度活躍在當時。因為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會順應潮流，只會堅持心中的夢想，他們是文化的先驅(qū)，是一種精神的象征，政治上他們失敗了，一敗涂地，毫無尊嚴，但在文化上他們勝利了，勝的百世傳名、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