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云南與現(xiàn)實的云南是不可完全交匯的，作為多種文化交揉在一起的特殊地域，其價值內(nèi)涵值得深究。到云南旅游，欣賞歷史古跡、自然景觀與人文氣息，云南人身上遺留著很多生活秩序與行為規(guī)范，都有著一脈相傳的秉持。
　　 雖歷史是一出沒有結局的戲，每一個結局又都是新情節(jié)的序幕，但地域文明現(xiàn)象不會因時間而潰散到跡無可尋。就我所知，今日云南人走到哪里，都會留下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化痕跡，比如他們天然去雕飾的內(nèi)心規(guī)范，衣衫步履、談吐舉止都與自然達成和諧，生命整體形態(tài)散發(fā)出一股無邪與通達。
　　 前幾年，我在一家工廠做臨時工碰到幾個云南人。其中有一個小伙子一得閑，就隨我身旁，手舞足蹈，燦然如稚兒般；還有一個女孩子，我找她聊天，吐納之間，掩蓋不了笑容、率性。你看，隨便的幾個表情就定義了他們的生命形態(tài)。
　　 剖析云南人，是重大的歷史人文課題。心理學家榮格說，文化賦予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中國學者吳志實先生與費孝通先生在云南做了一些考察，未對云南人做出更為深度的剖析，但也擷取了枝蔓，去蕪存菁，對云南構筑起一道概念化與理想化的平面鏡象。
　　 地處西南一隅的云南，曾自成體系、形成獨特的“滇文化”；滇文化以其造型精美奇特、紋飾細膩豐富的青銅器聞名于世，并具有較強的寫實性和極高的藝術價值。不同于三星堆文化與金沙文化冶銅技藝，古蜀文明承襲了良渚文化的余脈，從兩河流域“馱”到成都平原，讓四川從“”不曉文字，未知禮節(jié)”蒙昧無知，成為中國文化的豐盈的主倉，從而流瀉出李白、杜甫等人川行的華麗詩章。云南自古就淪為華夏文明的扈從，不幸而吊詭的是，中國古代歷史從不給扈從以地位。
　　 我翻了《云南通史》，了解到土著民族與土著民族、土著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即“夷變夷”、“漢變夷”、“夷變漢”，在這更迭之際，沒有對文化習俗結構性基礎做了顛覆性變革。其原因可能是宗教林立，信奉宗教文化是對經(jīng)驗的排斥。在云南，宗教統(tǒng)攝的人文氣息撲面而來，再強悍的文明流瀉也會被阻斷，也會被神化的個體生命所荼毒。我們從木氏土司施政方針窺視，木氏土司采取“以夷制夷”，木家對漢族文化知識及其尊敬，想“窺中原文脈”，從而使家族人士都能像漢人一樣“知詩書，守禮儀”。對此，徐霞客稱賞木氏土司“世著風雅，交滿天下”，但木氏土司并未把漢文化下沉到民間。直到清朝“改土歸流”滌蕩在云南，廢土司制度，改派流官到地方主政，陽春白雪的儒家漢文化得以輕拂這片土地，云南在之后，才零星涌現(xiàn)出精英。
　　 楊麗萍老師把大型原生態(tài)歌舞集《云南映像》，揉合了傳統(tǒng)之美與現(xiàn)代之力。她將最原生的原創(chuàng)鄉(xiāng)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jīng)典全新整合重構，再創(chuàng)云南濃郁的民族風情。在歌舞集中，原生、古樸的民族歌舞與新銳的藝術構思的碰撞，給人一種特定的“云南映象”；而《雀之靈》展現(xiàn)出名族的圖騰與對圣潔、寧靜的世界向往。這些舞蹈為我們呈示了云南人在藝術上的造詣，以及云南人對神明的敬畏與膜拜。
　　 如果把云南人說成地上的孔雀，天上的喜鵲，倒是不失可愛的比喻。云南人遇到煩惱，遇到困難時，總是抱有一種豁達樂觀的態(tài)度，對于他們而言，沒有唱一首歌曲或跳一段歌舞解不開的煩憂。他們生命的底色沒有那么濃墨淡彩，不追求塑造個性獨特而驚奇。他們皈依神明，認為一切眾生皆有神明的喻令，唯有隨順因緣果報，才是他們唯一能做的。
　　 把持西南亞門扉的云南，只要稍微虛掩門扉，門隙間吹進的勁風，就會帶來異域的文化氣息，悄然加入云南的清夢。云南很多名山大川，都雕刻了各種美輪美奐的佛像，云南作為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原重要的狹帶之一，自身對佛教文化是敞開胸襟。云南人在宗教差異的接受上所表現(xiàn)出的寬容與大度，交揉出他們文化信仰“東巴教”，也一度形成了“東巴象形文字”。
　　 地域文化有什么樣的起點，就有什么樣的延續(xù)。云南人的古老信仰中一直彌散著神靈鬼怪的身影，而漢族文化始終充斥著文化大辯駁。這種文化大辯駁，使?jié)h人在文學、哲學、科學等合個領域展現(xiàn)出絕對的強大。云南人缺乏了自我內(nèi)化、審視，具有典型自我療傷之法。沒有憂愁與孤獨的民族，是難以扒在井口窺測外界文化之深邃。
　　 由此推想， 云南人才凋零，直至現(xiàn)在云南為中國輸出的人才也屈指可數(shù)，很有可能他們心理至今仍有一條拖在后面長長的尾巴，這條尾巴就是家庭、民族、宗教以及整個云南的全部歷史在作祟。傳統(tǒng)文化根植太深，信奉的教義信條仍然流傳，潛移默化影響著云南人信仰和習性。
　　 昆明，原是游歷在滇西高原、居無定處、與滇人征戰(zhàn)不已的游牧民族棲息之地，卻成為一個現(xiàn)代化城市的名稱。據(jù)統(tǒng)計昆明人，主要是江浙閩遷徙而來，文化積淀不深、歷史不悠久，承載不了文化巨瀾，在文化大裹卷浪潮下，展示出自身的偏執(zhí)、呆萌、無措。
　　 在民國期間，戰(zhàn)亂紛飛，以蔣夢麟、梅貽琦、張伯岑為首西南聯(lián)大，呼吁將西南聯(lián)大搬遷至昆明。不為人注目的昆明，一下子成為中國教育的中心，風云際會，群賢畢至，一時間，中國文化頂尖人物云集于此。這種禮遇，文化熏陶、濡養(yǎng)，卻沒有把昆明文化灌溉出一絲綠葉，泛起漣漪。然而，同樣文化貧瘠的陜西，在知青下鄉(xiāng)，醞釀出近代最光輝的黃土高原文化，為華夏文明涂上薄薄一層云霞。
　　 更值得悲嘆的，這些大師們離開云南后很少有人再回去，他們不懷念昆明翠湖公園、也不眷念居于云彩之上的云南。昆明人溫吞懶惰的個性，日常生活習慣上又異常繁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談過地理對人格的影響，他認為內(nèi)陸居民善于沉淀和積累，中庸保守，滿足自身的優(yōu)勢。經(jīng)歷“五四運動”的大師們，如何聽得繁瑣的叨嘮？在變革的迭動又如何臥睡中庸之道？昆明人，失卻了生命兩大基元：深刻的悲與深刻的喜。
　　 云南人對自身的“優(yōu)勢”把玩的非常自得其樂，自我陶冶在天然景觀里，對生命在于遠行的體驗嗤之以鼻。據(jù)《昆明縣志風記載》：“滇人最不喜歡背井離鄉(xiāng)，尤以昆明人為甚”，這種人格結構，導致云南人見聞不廣，思想閉塞。把外來人稱呼為“老表”、“洋芋”，意思是人家土得掉渣，一種酸澀的吐槽，恰恰更體現(xiàn)云南人自我安慰，自我妥協(xié)。云南人在三重之命，即“自然之命”、“醒之命”，醒悟人與萬物共有的一體的生命，人類有別于萬物的“意識之命”，所以他們與生活達成共通，與藝術共生依存。云南人沒有敢為人先的氣魄，沒有投身創(chuàng)新果敢的精神。我們今天很少看到云南有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創(chuàng)業(yè)者，就是沒有“覺之命”去創(chuàng)造不朽的生命的驅(qū)動力，他們情愿窩在單位里本份守已。如果把江浙廣地域的人比喻成《西游記》里孫悟空，那云南人就是沙悟凈。
　　 我去云南麗江、楚雄、昆明、下關、大理等地，到那都能嗅到一股“茶文化”，“三道茶”循序漸進把人的舌腔引之入勝，云南人在茶文化體味著慢，反嚼著慢，這股茶文化的輸出，使云南人做事慢條斯理，失了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也就沒了燙人的力量，沒了浩蕩的勃發(fā)，總是期待外來商業(yè)的造訪。
　　 于是乎，云南人，就不需要藝術鬧出太大動靜，不需要文化給以警策，不需要諄諄教導。云南人在生活的藝術化與藝術的生活化相溶相化，他們婀娜身姿是點化生活藝術的載體，把自身的軀體當成曼妙的精靈。他們活得隨順、誠懇、自然，小富即貴，他們生命大化又哲學，與自然首尾契合。
　　 云南人古樸守拙以清心，平靜如許的生活態(tài)度，正慢慢被時代內(nèi)卷。他們開始懷疑、反思，他們走向自我靈魂叩問，向宗教信仰投下一注質(zhì)疑的目光，幽深的神明世界，貼近了蒼生，貼近了現(xiàn)實。他們穿上現(xiàn)代服裝，將生命規(guī)整于事業(yè)，規(guī)整于知識。他們臉上慢慢暈開別樣的云霓。
　　 與我同行的文友，一路稱贊云南變化好大，特別昆明更具有了現(xiàn)代都市氣氛；同云南人青年才俊聊天，他們的商業(yè)思維、前瞻性、哲思，非常獨到有見解。
　　 云南人的生命本不該止于此，站在高原，俯瞰著華夏大地，亦步亦趨緊隨。失去云南的中國，就失去了天堂的向往，失去了對自然的皈依。
　　 云南人人格可以走向更熱烈、更宏廣、更朝氣、更自由……